你们的英语都比我好，我趁早打住。只是顺便说一下，中国古典文学中，只在诗里有意识。话题扯远了，返回去讲“五四”

我觉得有意思的是，世俗小说从来不为自己立传，鸳鸯蝴蝶派作家范烟桥二十年代写的《中国小说史》大概是唯一的例外，他在六十年代应要求将内容补写到一九四九年，书名换作《民国旧派小说史略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四十年来的电影，是跟在工农兵文艺，也就是“革命”世俗文艺后面的。谢晋是“革命”世俗电影语言最成熟的导演，就像四九年以前世俗之人看电影必带手绢，不泪不是好电影一样，谢晋的电影也会让革命的世俗之人泪不自禁。

当年古元的仿年画的木刻，李劫夫的抗日歌曲如《王二小放郎》，等等等等，都是上好的革命世俗文艺，反倒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像丁玲、艾青，有一学不来的尴尬。

有意思的是喝过新文学之酒而成醉翁的许多人，只喝一酒，而且酒后脾气很大，说别的酒都是坏酒，新文学酒店亦只许一家，所谓宗派主义。

这样说也不对，因为世俗小说并不建立解释权让人来夺取，也不挑战应战，不过由此可见世俗小说倒真是自为的。

从小说来看，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玉宝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铁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苦菜》、《迎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欧海之歌》、《金光大》等等，都是世俗小说中英雄传奇通俗演义的翻版。才佳人的翻版则是《青之歌》、《三家巷》、《苦斗》等等，真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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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七年又在国读到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》，算是听到当年火烧赵家楼时躲在夹间的人的说法。

可惜要去其糟粕，比如“神怪”类就不许有，近年借拉丁洲的“幻现实主义”开始还魂，只是新魂比旧鬼差些想象力。

泽东后来将“新文学”推到“工农兵文艺”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”

对于“五四”的讲述，真是汗充栋，不过大说来，都是一讲法。

有傅雷翻尔扎克，汝龙翻契诃夫，李健吾翻福楼拜等等。《圣经》亦是翻得好，有朴素的神，有节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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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后则有得首届“茅盾文学奖”的长篇《芙蓉镇》继承，只不过作者才力不如前辈，自己罗嗦了一本书的二分之一，世俗其实是不耐烦你来教训人的。

工农兵何许人？就是世俗之人。为世俗之人的文艺是什么文艺？当然就是世俗文艺。

一九八八年，《上海文论》有陈思和先生与王晓明先生主持的“重写文学史”批评活动，开始了另外的讲法，可惜不久又不许了。之后上海的王晓明先生有篇《一份杂志和一个“社团”——论“五四”文学传统》登在香港版的《今天》九一年第三、四期合刊上，你们不妨找来看看。

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国周策纵先生的《五四运动史》，算是第一次知关于“五四”的另一讲法。我自小买不起书，总是到书店去站着看书，所以养成个驼背蛇腰，是个腐朽文人的样。

从赵树理到浩然，即是这一条来路。平心而论，赵树理和浩然，都是会写的，你们不妨看看赵树理初期的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孟祥英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罗汉钱》，真的是乡俗到家，念起来亦活灵活现，是上好的世俗小说。只有一篇《地板》，为了揭地主的剥削本质，讲了，读来让人会到地主真是辛苦不容易。

他重读当时的权威杂志《新青年》和文学研究会，新文学的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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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从小说来看，延安小说乃至延安文艺工作者掌权后的小说，大觉上是恢复了小说的世俗样貌。

一九四九年后，整个文艺样貌，是乡村世俗文艺的逐步演变，《白女》从民间传说到梆调民歌剧到电影到芭舞就是个活生生的例。

没有翻译腔的我看是张玲，她英文好，有些小说甚至是先写成英文，可是读她的中文，节奏在，魅力当然就在了。钱钟书先生写《围城》，也是好例，外文底藏不，又会戏仿别的文，学的人若会不当，徒了自己。

研究当代中国小说“革命”世俗小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线索。

总有人问我你读过多少书，我惯常回答没读过多少书。你只要想想几关于中国历史的大儿著，看来看去是一观，我怎么好意思说我读过几中国历史呢？

新文学则为自己写史，向世俗小说挑战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夺取解释权，建立权威话语吧？

好翻译我接受，翻译腔受不了。

这样的世俗小说，可以总合“五四”以来的“平民文学”、“普罗文学”、“大众文学”、“为人生的文学”、“写实文学”、“社会文学”、“革命文学”等等一系列的革命文学观，兼收并蓄，兵齐集，大志同合，近代恐怕还没有哪个语的文学可以有如此的场面规格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