弹了，从背，斜穿心肺，已是致命的创伤，只是没有便死。同去的张静淑（8）君想扶起她，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，立仆；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，也被击，弹从左肩，穿偏右，也立仆。但她还能坐起来，一个兵在她及猛击两，于是死掉了。

六时间永是驶，街市依旧太平，有限的几个生命，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，至多，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，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“言”的。至于此外的的意义，我总觉得很寥寥，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。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只是一小块，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，更何况是徒手。

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，这是真的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沉勇而友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。当三个女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中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！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，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，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。

苟活者在淡红的血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

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，当然不觉要扩大。至少，也当浸渍了亲族；师友，人的心，纵使时光驶，洗成绯红，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。陶潜（9）说过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死去何所，托同山阿。”倘能如此，这也就够了。

七

我目睹中国女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练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的勇毅，虽遭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

我已经说过：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。但这回却很有几于我的意外。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，一是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，一是中国的女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。

（6）偏安于宗帽胡同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学校后，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，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。当时鲁迅和一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，表示支持。

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来，不知个个脸上有着血污…。

（8）张静淑（1902—1978）湖南长沙人，北京女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。受伤后经医治，幸得不死。

（4）《莽原》文艺刊，鲁迅编辑。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。初为周刊，附《京报》发行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第三十二期休刊。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，未名社版。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，由韦素园接编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第四十八期停刊。这里所说的“毅然预定了《莽原》全年”指《莽原》半月刊。

（7）学校恢复旧观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，在社会步力量的声援下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大街原址，宣告复校。

呜呼，我说不话，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！

（2）刘和珍（1904—1926）江西南昌人，北京女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。杨德群（1902—1926），湖南湘人，北京女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《语丝》周刊第七十四期。

四月一日。

（3）程君指程毅志，湖北孝人，北京女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。

（9）陶潜晋代诗人。参看本卷第73页注（5）。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《挽歌》中的四句。

（5）在北京女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中，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“国耻纪念会”为名，行登台主席，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。下午，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教员宴饮，谋迫害学生。九日，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、刘和珍、蒲振声、张平江、郑德音、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。